快到春节了，我忍不住回想起小时候去亲戚家拜年的日子，最不想记起的是没法去舅舅家拜年，因为我压根不知道舅舅家到底在哪儿。

听人说，我舅舅家住在河南许昌襄城县的一个小村子里。1941年刚开年，河南就大旱，地里庄稼几乎绝收，闹起了大饥荒，饿死的人到处都是，卖孩子卖媳妇的事儿也经常发生。我妈五六岁的时候就被卖过两回：头一回，是拿两个烧饼换的，有个亲戚把她放在古庙旁边的大树下，就被别人抱走了。第二回，是在说好的地方，被人用毛巾堵住嘴，转了好几道手，最后到了陕西。六七岁时，我妈来到我家，成了我爸的童养媳。我家在渭河边上，住的都是从别的省逃荒过来的。这些人能吃苦，开荒种地，但日子过得还是紧巴巴的。我出生在解放后的第二年，之后乡亲们的生活才慢慢好起来。每年过年，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欢欢喜喜去舅家拜年，可我连河南的舅家具体在哪个县、哪个乡、哪个村都不知道，就算知道了，也不知道要攒多少钱才能见上一面。

我家里能走动的亲戚没几个：父亲有三兄弟，大伯做了别人家的上门女婿，叔叔去给他舅舅家延续香火了；还有三个姑姑，大姑走得早，我还没长大时，二姑和三姑也先后因病离开了。过年看到别人家那么多亲戚走动，我心里既羡慕又感到自卑。我常常问自己：“我的舅家到底在哪里？”也问过母亲这个问题。她总说，那时候的孩子不像现在这么机灵，很多事都迷迷糊糊的，记不太清了。

一到过年的时候，我就懒得出门，就算出去了也不想碰到熟人，碰到人也不想多聊几句。跟小伙伴们一起玩的时候也少了，有时候就自己到处溜达，还爱一个人坐在田地里发呆。

母亲六七岁时就来到我家生活。那时奶奶身体不好，母亲便一点点学会了做饭、纺线、织布、缝补等各种家务。小时候，我总记得，夜晚的煤油灯下，母亲的手一直忙碌着。冬天冷得厉害，母亲的手都冻出了口子，疼得不行时，她就把猪油放在煤油灯上烤化了，滴在伤口上。我问她疼不疼，她总说没事。但每年冬天，冻疮还是会犯，她还得继续做家务。有时母亲做饭，我就帮忙烧火。我们全家人的衣服、鞋子，都是母亲亲手一针一线缝制的。

母亲小时候遇上饥荒，两次被家里人卖掉，她刚懂点事就得干各种累人的家务活，心里有委屈也没处说。我本家的一位姑姑见状，把母亲接到她家住了些日子，好好宽慰了她一番。伯母也热心帮忙，给母亲介绍了位特别和善的尚家姨妈。这位姨妈对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都特别好，让母亲感受到了很多温暖。现在，姨母姨夫虽然不在了，但我们两家的情谊还在，一直都有来往。母亲来我家后，把带她来龙窝村的那位老奶奶当作娘家人，我也跟着叫她外婆。外婆对我特别好，我每次放假都会去看她。不过，我心里一直惦记着真正的舅家，这个念头总是挥之不去。

和母亲一同被卖到陕西的那位阿姨，年纪比母亲稍长一些，离家时的场景她仍历历在目。不过，她和母亲是在前往陕西的火车上才相遇的，只知道彼此老家离得不远，却不清楚具体地址。后来，阿姨找到了自己的娘家，向家人提到了我母亲的情况。几年后，有个自称是大舅的人来找母亲，可一问之下，发现姓名、家里人还有村名都对不上号。

那时我已经在部队里待了好几年了，父亲来信问我的打算，还说“要认亲戚就得认个真的”，我赞同父亲的观点，不想被欺骗。后来我当上干部后回家休假，向母亲打听舅舅家的情况，母亲说：“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，找不到舅舅家也没关系，我娃把工作干好才是最重要的。你干得好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孝顺。家里的事有我和你爸操心，你专心把部队的事做好就行。”那时未婚的干部每两年才能休一次假，假期也只有20天，跟祖母、父母聊聊天，见见小伙伴、老同学，转眼间就到了返回部队的日子。再后来，大妹按照大舅留下的地址寄过几次信，但不知为何，一直没有收到回信，寻亲的事也就搁置了。

熬过严寒的人，最能体会阳光的珍贵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家的日子比过去宽裕多了。尝过生活艰辛的母亲打心底里感激共产党，在生产队里干活特别拼命，没多久就赢得了乡亲们的称赞。她当上了妇女队长，后来又成了公社妇联的干部，差不多和我同一时间入了党。看到我进步快，母亲打心眼里高兴。1975年，县里开大寨式先进表彰会，母亲也光荣地参加了。

爸妈都没上过学，总说自己是大字不识的“睁眼瞎”，但对孩子念书的事特别上心。我是家里头一个念初中的，1966年初中毕业那会儿赶上“文革”停招，直到1968年2月实在没出路才去参的军。报名都快截止了父亲才松口，奶奶没吭声，我心里清楚她舍不得大孙子走。只有母亲打心眼里支持我。后来我在部队写的每封信，奶奶都让妹妹一字一句念给她听，连寄信地址“宁夏石嘴山市8050部队71分队”都跟着念叨好几遍。我从来没问过母亲，奶奶有没有因为她同意我去当兵而埋怨过她。

老人在离世前，一只手紧紧握着我的信，另一只手则拉着未婚妻的手，嘴里还念叨着我的小名。后来，是未婚妻代替我去为祖母操办了后事。我的四个弟弟妹妹都还在读高中。我参军后提了干，二弟也走了和我一样的路。家里门上因此挂上了两块军属光荣的牌子。三弟各方面条件都达标了，但大队因为家里劳动力不够，坚决不放他走。母亲为此和大队争论了好多次，甚至发誓说不需要队里的任何帮助，可还是没能改变结果。要是三弟能顺利参军，我们家就能挂上第三块军属牌了。

明朝那会儿，渭河往北改道了，户县和兴平县在划分地界时老是起争执，甚至还闹出了好几条人命。后来咸阳那边出面协调，重新划定了界限，还在河两岸用石头和水泥砌了坚固的堤坝，防止发大水冲垮河岸，让河道再往北挪。

为了这事，户县动员了好多农民，他们直接在工地住下吃住，一连十几天从秦岭拉石头来修渭河岸。那时候，我爸妈还有大妹都去帮忙了。但家里还养着猪，人也得吃饭，有天我爸就请假回家磨面、喂猪，忙了一整夜没合眼，结果第二天一早骑车去工地的路上，突然就脑溢血倒下了，动弹不得。我妈在医院照顾了他几十天，多亏了梅家姑姑做好馒头让姑父送来，家里亲戚也都常来看望照顾。我爸的病是好了点，但落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。这事我妈没让弟弟妹妹告诉我，还是我未婚妻发电报我才晓得的。当时师政治部的陈仲新科长正带我下部队调研，那时候通讯不方便，科长就让我先写信问清楚情况再说。

自从听到父亲出院的消息，我就一直忙到在宝鸡军部的读书班结束，半年之后才抽空回家看望。我握着父亲因病半瘫的手脚，满心酸楚却说不出话。我跑遍了省里、县里的医院，还找了中医，可都没能治好父亲的病。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地说：“你以部队的事为重，该走就走，家里有我呢，别担心。”我无言以对，只能更加努力地工作，不然，就太对不起母亲了，那便成了既不孝顺也不忠诚的人。父亲这一病，家里不仅少了个干活的人，还得不断花钱给他治病。

1978年阴历七月初三那天，我闺女出生还没满百天，我父亲就离世了。那时，我在21军政治部组织处做党委秘书，那天夜里十一点半，电话来了，因为交通不便，我第二天下午才到家。到家时，父亲已经说不出话，只大口喘气，嘴里不断吐出脏东西，暑假在家的中医学院学生周永学一直在给他擦拭。我守在他身边，直到他咽气，一直握着他的手感受脉搏。父亲去世时才49岁，母亲也才43岁。那时，我妹妹和二弟还没成家，三弟和小妹还在念书。我成家后，虽然当民办老师的媳妇儿靠几块钱换工分，成了家里的顶梁柱，可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。父亲咽气那一刻，母亲哭得撕心裂肺。我想去劝，旁边一位老人拉住我说：“孩子，让你妈哭吧，哭出来心里能好受点。”

大舅没回我妹妹写给他的信，妈妈总叮嘱我，在部队里要以工作为重，别让家里的事分了心。但我一直惦记着，“舅舅家到底在哪儿？”这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结。在长达39年的军旅生涯中，我调换了18次工作，尤其是在青藏高原待了17年，还出了车祸受了伤，身体状况大不如往昔。妈妈好几次来部队看我们一家，虽然她从没直接说过要找娘家，但私下里却向一些河南籍的干部打听过。这些战友们也很上心，按照她记忆中那个大概在某个县、名叫“寿城里”的村子去找，结果都一无所获。有位在北京的河南籍战友给我出了个主意，让我根据舅舅当年的活动范围，找当地的民政部门帮着找找，说不定能找到。可我说我实在太忙了，总担心部队的工作没做好，有时候连休假都顾不上，只能等我退休后，再踏上寻找亲人的路了。

我55岁就达到了退休的界限，56岁正式退了。我妈问我：“你之前不是干得挺不错嘛，前阵子央视还夸你们单位好呢，咋就退休了？”我说是到岁数了，她不信，还问：“你是不是犯啥错了？”我反问道：“你自己的孩子啥样，你还不清楚？”她说：“只要你工作干得好，对得起国家和党，没犯啥错，我就不说什么。”后来，有个当大官的战友出事了，她又来问我：“你可别有啥事啊？”我笑着回应：“你儿子要是真出事了，还能安然回来吗？”最后，她得知大孙子和我女儿两口子都还在部队，就叮嘱我：“跟孩子们好好说说，千万别出啥差错，名声重要，咱可不能丢脸！”汶川地震时，我女儿参加了全军的心理援助队；后来，小两口还都立了三等功。我妈高兴得不得了。

此刻，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宋朝那位佘老太君。说真的，前几年，还有新闻报道过我妈支持军队的事呢。

时光匆匆，上一辈的人慢慢变老了，他们想找到亲人的心情也越来越迫切。这七十年来，河南的舅舅家也一直在为寻找亲人而操心、奔波，最后终于确定我母亲就是他们的亲姐妹。2010年4月的一天，二弟给我打电话，说河南的三姨和四姨要来看望母亲，问我要不要做个亲子鉴定确认一下。我叹了口气说：“真是对不起母亲，是我们不孝。不用做亲子鉴定了，只要咱妈认她们，那就是真的亲人。”这个消息是四姨在深圳工作的儿子郑占旗告诉我的。表弟把电话打到镇上，镇上工作人员问清情况后，马上就通知了我们家。

在西安火车站的出站口，我和妻子、三弟正焦急地等着，可人都快走光了，还没见着要接的人。还是妻子眼尖，在出站的人群里瞅见了我们要接的亲戚。她赶紧走上前，一边喊着“姨”，一边拉着她们问长问短。母亲得知我们已接到亲戚后，还一个劲儿地问：“像不像啊？”妻子笑着回应：“特别像，不信等回家您看看。”姨姨到家那天，刚好赶上村里“牛马王宙”办庙会，乡亲们听说这喜事，都来道喜。过了两天，我和妻子陪着母亲和三位姐妹一起回娘家。

早早就等在家中的大舅（就是当年四处找母亲的那位大舅）和二舅一家，一见到母亲，都忍不住抹着眼泪，拉着她进屋坐下，聊起了这七十年的分离之苦。我喝了口水，便跟大舅说想去外爷外婆的坟上看看。大舅告诉我，按当地的风俗，上坟得上午去。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和爱人就赶紧去商店买了些祭品。吃早饭时，大姨也来了，她一进门就大声喊着母亲的乳名，抱着这个分别已久的妹妹，又是哭又是笑的。等所有亲人都吃完饭，我们便一同前往外爷外婆的坟前祭拜。我跪在二老坟边，泪水止不住地流，嘴里不停地说着：“是我不好，回来得太迟了，太迟了……”我跪着说了大概二十分钟。后来，大舅和二舅把我扶起来，我们一起给坟添土、上香、烧纸。

七十年的离散之情，三天三夜也说不尽。母亲离家时年纪尚幼，对第一户买家的记忆早已模糊不清。舅家原本姓高，她却错记成了"曹村"的曹姓；她乳名原叫过妮，每换一家就改一次名，到我家时便成了曹桂兰。还把父亲错当成了祖父。大舅领我们去看老宅，只剩半截残墙，可那棵刚抽新芽的老槐树还在。门前的河早干了，但那座老石桥还立着。这时母亲才拉着我说："看，这就是你舅家，没错的。"大舅笑着打趣："我就是当年找你妈的那个真大舅，不信你问你妈，是不是？大舅可没诓你。"满屋子人都乐了，笑得特别舒心。

我把母亲这次回她娘家的事儿，说成是我“去舅舅家”，虽然这么说不太准确，但确实是我心里的真实想法。回来后，我特意多洗了几套照片寄给大舅，还特地买了本相册让母亲好好收着。

在青藏高原待了十多年，我这咳嗽的毛病一直就没好利索。到舅舅家那天晚上，我就不幸感冒了，咳得没完没了。要是这时候去医院，那多影响和亲戚们相聚的欢乐氛围啊。可要是马上就走，也实在太不近人情了，所以我决定再留两天。第三天，两个舅舅带着我们分别去了大姨、三姨、四姨家拜访。到了晚上，我就赶紧联系了在武警总部的一个战友，让他帮忙安排许昌武警支队派辆车，到襄城县的农村接我们，再送我们去郑州。我跟大家保证：等天气暖和了，我妈一定会回来多住一阵子。后来，我们跟亲戚们一直保持着联系，我妈还回了两次娘家，一次住了一个月，一次住了两个月。我妈的那些侄子、外甥们，一家一家地热情招待我们，又是买这又是买那，还变着花样做好吃的。大舅、二舅、三姨、四姨还有占旗，也都多次去看望我妈。我妈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

从舅舅家回来没多久，大姨的儿子就写信找我帮忙。他说自己儿子在新疆当兵时，训练中脚受了伤，里面打了钢钉一直没取出来，现在脚还没完全恢复好，一下雨刮风就疼得厉害。这位表弟自己多年前在矿上出了事故，腿落下了残疾，可还是坚持把儿子送去部队，这事让我特别感动，这就是中原百姓的爱国心啊。我查了相关资料后，就请《人民军队》报社的樊增民社长帮忙协调，还分别给新疆军区和兰州军区联勤部的领导写了信说明情况，很快残疾等级评定就解决了。这也算是我对舅舅家亲人的一点回报吧。建党一百周年时，我和母亲都拿到了“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”。我根据母亲一生的经历写了篇“翻身不忘共产党，报恩永远在路上”的文章，发在了几个公众号上。

“岳母刺字”的典故一直被人们传颂，那份“忠诚报国”的信念也传递到了母亲这一辈。作为炎黄子孙，我们自然会将这份精神一代代延续下去。

孩子们打算给妈妈办个寿宴，可妈妈只记得自己是1935年生的，具体哪月哪日实在想不起来了，问了大姨和大舅，他们也都不记得。妈妈一直不愿过寿，或许是不愿再回忆起那些艰难的日子。写到这里，想到妈妈如今已九十高龄，身体还硬朗，我每天都在心里默默祝愿妈妈健康长寿。

于2025年元月22日，在西安提笔写下此文

王皇义是陕西户县出生的，1950年8月生的他，在1968年2月选择参军，次年就入了党。他当过兵，做过班长，还担任过连队指导员。后来，他在军、师、团各级政治部(处)担任过干事，还在军政治部组织处当过党委秘书，也在师政治部做过秘书和组织科长。之后，他成为团政治处主任、团政委，又担任过军分区政治部主任、副政委，最终成为政委。他拥有陆军大校的军衔。

他曾领导的团政治处，被兰州军区授予“扎根基层锐意创新的政治处”这一荣誉称号；1987年7月下旬，他参加了全军英雄模范代表会议，并得到党和国家、军队领导人的亲切接见；2005年6月，他担任政委的果洛军分区党委，被评为全军先进榜样。他还主编、撰写了《军队政治指导员工作概论》《沿着黄河溯流而上》《我与雪山同岁月》等多部书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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